独立

　　当我十五岁第一次拿到在工地上打小工挣到的工资时，虽然只有区区的三十七块多钱，但那是完全通过我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的，那种自豪的心情难以言表。那时不知道独立的意义，只知道能靠劳动养活自己了。
　　一九八七年初中一毕业，没考上高中的我面临的问题就是该怎样去生存，是学一门手艺、是去打工、还是去经商？去学手艺吧，我觉得自己心不灵手不巧笨手笨脚的怕学不来。打工吧，要受约束被人管又不自由，从心而论我更喜欢去经商，做个小本生意，开个小卖店或是开间凉皮店，挣多挣少的是给自己干，赚的多少还在其次，关键能充分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今后生活的出路问题上，我和母亲产生了分歧，石炭井是重工业地区，主要就是生产煤炭，矿上招工都招男的，女的很少招。招工的机会十分渺茫，我把心思放到了做生意上。那时做生意的人极少，有家姓史的邻居开着一间小卖店，店里卖的是瓜子烟酒糖果等一些常见的小食品，不像现在开的超市经营的那么驳杂，那时的小卖店经营项目很单一，这个跟计划经济下缺少食物有关，一旦有了私营经济体的出现，食品行业是市场首当其冲的需要建立的一种经营项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史家的这间小卖店开在开放市场初期的时代背景下，生意的火爆利润的丰厚可想而知。由于经营的商品全部是食用，放在家里没危险，也为了能节省下一笔租用库房的费用，邻居史家小卖店进的货物全部都堆在家里，家住人的同时也兼着做库房。每次去史家玩都会看到他家堆成山的货物，那些堆成山的货物没几天就卖光了，再进再堆再卖，进货销售周期短，货款回收快，怎么看都是一桩不错的生意。来来回回地看了多次，我开始留心起来。跟母亲商量过这件事，商量的结果是不同意，母亲以我年纪太小怕我忙不过来为由否定了开小卖店的事。我拍着胸脯向母亲表态只要哥哥们帮着进货我自己就能看店卖货，随后母亲又以邻居来赊账她面子上抹不开怕账收不回来为由再次否定了我想开小卖店的事。可我总觉得那些都是母亲推脱的借口，她主要是担心我年纪太小，没经商的经验把生意做赔了。
　　没家里的支持，开店的事等于白说。我继而又把目光转移到卖凉皮的生意上。家里离街近，穿过几趟房就到了街上，街对面有家凉皮店，薄薄的面皮，白皙清透的色泽，吃起来香软润滑、筋道十足，那是迄今为止我吃到的口感味道最好的一家凉皮。如果开这样一家凉皮店也不错，四五毛的一份凉皮，价廉物美，只要味道好、凉皮筋道不担心没有顾客上门。出于一种试探的心情，这次我没跟母亲直接说，只是借着想吃凉皮的理由去邻居家借来凉皮锅，自己动手和面洗面涮开了凉皮。做了几次，不是面活的时间短醒的不好洗飞了没洗出面筋就是火候掌握的不好蒸出的凉皮又粘又碎。母亲嫌我干的不好就自己动手去做，我借机会把想开凉皮店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我原本以为母亲这次会同意开凉皮店的事，没想到母亲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比上次我说开小卖店时反对得更厉害。这次母亲是充分为了我的身体考虑，她知道做凉皮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每天卖完了才能关店，卖完了天已经黑了，还要和面、洗面，等活好洗好面已经晚上十点多了，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就要起床开始做凉皮，做好了天已大亮，还没缓口气又要打开店门开始营业，周而复始的不把人累出毛病才怪事！
　　母亲这次一口拒绝了，为了我有个好身体，母亲说即使家里再穷也不让我做这个生意。看来做生意的事在母亲这儿是行不通的。
　　生意不让做，可找工作也不容易啊！石炭井常年不招工，偶尔招一次还只招男的不招女的。一个重工业地区，经济不发达，服务行业少用工的地方就少，就业渠道本就窄仄。我曾经帮大嫂卖过一段时间玉米，大嫂的娘家在农场，地里的早玉米成熟时，大嫂把头一天晚上在地里掰好的玉米装在袋子里，第二天坐最早的一趟大巴带到石炭井。母亲负责在家里煮好我负责出去卖。生的卖过熟的也卖过，市场上、街道上、胡同里，我骑着自行车叫卖玉米的吆喝声在胡同和房趟之间回声，期间的辛苦不言而喻，不过利润却也可观。
　　卖玉米这种季节性的短期行为注定是不可持续的。为了解决我的生计问题，母亲托隔壁邻居李家的大哥帮我在矿上经营科综合加工厂找了个勾手套的活。这是我在石炭井干过的最长也是最稳定的一个工作。十分感谢隔壁李家全家人对我的厚爱，如果没有李家大哥的帮助，我就要像跟我相同处境的其他女孩儿一样待在家里吃闲饭，给家人带来经济上的负担和麻烦。石炭井一矿的这个综合加工厂经营项目有两种，一种是封孔器主要用于井下通风调风；一种是线织手套，是发放给矿工的一项基本劳保品。这两种提供给矿上的商品供货渠道有限，主要是围绕着石炭井周围几个矿区服务的。经由纺织车间的织工将一团团棉纱线在机器上织成手套成品，然后把织好的一双双手套经过检验员的检验，发放给缝合车间缝合，缝合工完工后再交回给检验员检验，检验完毕入库出库销售。我的工作是把缝合工未缝或缝好的手套手指头勾好，交还给缝合工，再经缝合工交由检验员检验。如果把检验员的工作视为合格产品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关口，那么我的工作应该是整个手套车间的最后一道工序。
　　一九九零年父亲去世时，综合加工厂陈厂长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把厂里库存的未缝合的手套全部交给我带回家勾，由于交工时间有限，带回家的手套我一个人勾不完，母亲和两个哥哥都帮着一起勾。这对我失去父亲后贫困的家境是个不小的助力，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那个情分却一直记在我心里。
　　综合加工厂的工作多少带些福利色彩，在这里工作的工人干的时间一长，厂里会酌情给予转正，转正的工人并不是实际意义的合同工，是仅次于合同工的大集体工。即使是这样，转正的指标都是少之又少，在综合加工厂工作的打工仔们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由临时工转成大集体工。
　　母亲担心我想不开，有一次开着玩笑跟我说：“要是招不上工就把你嫁出去吧，找个人养活你！”“没工作我就去做生意挣钱养活我自己，打死我这辈子我都不会端着个饭碗跟人要着吃的！”我很硬气地回答了母亲，母亲无语。
　　后来我的工作问题还是由调到灵武矿务局的大哥给解决了，当时矿上招工有两种说法，职工子弟招工一进矿是合同工，弟妹等近亲亲属招进来是大集体工。我这种属于近亲亲属之类的关系人，招工进矿只能是大集体工。我们家里兄妹五个，三个男孩儿两个女孩儿，我和姐姐相差两岁，一个老四一个老五。姐姐十五岁初中刚毕业就被同姓的杭州籍本家陆叔带到永宁招进了皮件厂，父亲在世时两次工伤，常年生病，母亲没白天没黑夜地照顾父亲，身体落下了病，人瘦得像风窗纸一吹就破。在母亲身边的两个哥哥都从事井下工作，工作很辛苦，我生怕姐姐不在大哥再带着我去灵武，我一走母亲身边连个打下手的都没有，所以打心眼里不想离开母亲。母亲以为我是因为招的大集体工而想不开，其实我是不想离开母亲身边。
　　我和母亲的想法南辕北辙，我对大集体和合同工没有任何歧视性的想法，只觉得挣钱养家才重要，所谓大集体、合同工没什么差别。可要强的母亲却不这么想，为了这件事，她三番五次做我的思想工作，母亲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她说只要是矿上招工，大集体和合同工的区别不大，顶多是工资稍有点儿差距。打破三铁以后都是合同制工人，两者之间就不存在任何区别了。我心不在此，母亲当时的分析我听了个左耳进右耳出，后来的事真的应了母亲所言，母亲给我的感觉是料事如神的诸葛孔明一枚。
　　时隔多年，我的工作换了几个，可性质都没有多大的差别，在我看来挣钱意味着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工作总体是为了养家糊口。当然为了兴趣而工作是人类最高的精神追求，那样更好。
　　说到独立，不仅仅在于物质上的独立，还在于精神上的独立。在追求独立的过程中我们对独立是否都有个很理性的判断？这关乎着我们的身心健康，更关乎着我们的生命质量。
　　独立几乎是在长大之后才能做到的事，而身心健康的成长才是独立长久的关键。独立可以做到不依靠他人而存活，长久的独立于世才能体现生命存在的价值。最近买了套三毛全集在看，虽然只看到她全集的第七部《送你一匹马》，却已经心有戚戚了。三毛的敬业精神和她的阅历令人敬仰，可我对三毛的生存质量真的不太看好。荷西死后三毛回台湾教书的那一年，每次出门去到别处演讲，她的母亲都会给主办方打电话安顿照顾好三毛饮食。三毛为此头痛，可她也知道这是母亲的真挚关怀，她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忽略独立这个环节，却忽略了自己的身体，不止一个人说过好胃才有好人生的。三毛不止是胃有问题，她的腰椎和身体其他部位的问题也不小，直到三毛于一九九一年一月四日在医院去世，用一条丝袜结束了她年仅四十八岁的短暂生命，她母亲的关怀才就此戛然而止。一个英年早逝的人，只要不是死于非命、死于癌痛，无论她（他）生前为人类创造出多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对她（他）们自己而言人生过于短暂，这些都不是对生命负责的态度。无独有偶，二零一八年六月六日BBC报道，美国著名时装设计师ateSpade于六月五日被发现在其纽约家中上吊自杀，终年五十五岁。两人都是在各自领域内获得最高荣誉称号的女人，美则美矣且遗世而独立，唯独不能善终这样的结果令人无法接受。
　　日本作家春上春树著述颇丰，我看过他的《挪威的森林》，刻画人物入木三分，能通过人物言行的描写揭示出当时性泛滥的社会风气。春上春树陪跑诺贝尔奖多年，总与之擦肩而过。可他从不气馁，亦不焦虑，为了身体健康着想，每天把写作、读书、锻炼身体的时间合理安排，不再挑灯夜战耗费精力跟体力。世界是你的，也是我的，但归根结底属于那些身体好的、活得久的。
　　说到独立，由己及人拉拉杂杂，虽是人生况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活出健康活出快乐活出质量才是不枉此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