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最后的坚守 随笔
偶然间看到何苦导演的记录片《最后的棒棒》，我一口气看完了十三集。对于国内的影视作品，我都是提不起多大兴趣，一是非情即爱的桥段，二是翻来覆去的情仇，大多没有创新，仅仅停留在视觉上的情感麻醉，就如读了一本并不喜欢的书，读完后，最终只记住了书名，其它什么也没有收获。
这是一部讲述了重庆解放碑附近、几个居住在自力巷53号的棒棒的记录片。导演何苦是转业的正团级军官，为了这部纪录片，他亲自拿起了棒棒，拜已有二十多年的棒棒从业经验的老黄为师。
当镜头带我走进了自力巷53号那座破旧的木质楼房时，我就莫名的喜欢上了这种感觉，昏暗的光线，狭窄的楼道，杂乱的房间，沾满油烟的蜘蛛网，这些都是我所熟悉的生活，那么的真实，总能打动麻木颓废的我。
何苦的到来，瞬间有些热闹了起来，房东大石站在门口迎接，之后是老甘，河南等人的出现，这些人除了都有棒棒这个身份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大多年过六旬。如果是在殷实的家庭，估计早已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去了。可生活和每个人的面貌一样，它总有属于自己的样子，你无法改变它，你只能毫无条件的去接受，去适应。
看到那简陋的居住条件，我的心倍感酸楚。其实我现在居住的出租屋条件也好不了多少，可能我和老黄等人一样，从起初对生活的无奈，到后来对生活的轻易满足。这一个过程中，外在条件没有变，唯一变了的是，一颗被生活磨去了棱角的心。
年轻时，我们都有一颗豪情壮志的心，无知又无畏，在步行至生活深处时，我们才颇感无奈，方知生活不易。回头相看时，年轻的我们，已经渐行渐远，所有的离去都是理所当然。所有的劳苦，都是命中注定。我是不信命的，但我又屈从于心，不愿物我两分。
最初的日子里，何苦跟着老黄，每天的收入微薄，从他们空洞的眼神里，我似乎看到了那种对生活的渴望。或许，那也是种对生活最后的坚守。
第一次接到活时，何苦挑着沉甸甸的一肩货，看得出来由于货物过重，压着肩膀刺痛，不得不本能的小跑起来。这种感觉我深有体会，在老家时，需到不远处的水井里去挑水吃，装满水的两只水桶，重量大概在百来斤，由于山路蜿蜒，自然需要爬坡上坎。每挑完一次水，肩膀都会火辣辣的刺痛。可这样的刺痛，外公的肩膀早已承受了无数个日子，风雨无阻。
当我看到那个绰号为河南的棒棒时，心里有一种厌恶感，一个好吃懒做、以玩牌赌博为新的出路的人，虽可怜，但也可恨。我甚至对他拥有棒棒这个身份表示怀疑。对棒棒这个职业身份，老黄曾提到，拿着棍子找吃的，那是乞丐，而我们，是流血流汗而挣钱的，这是最本质的区别。从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个人对尊严的最原始渴求。生活中，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承认，都希望得到尊重。殊不知，前提条件时，首先你得看得起自己。
后来，老黄接到一个不用出力的活，就是徒手伸进便池，去捞起一把汤勺。老黄首先用手掏出了一张用过的纸巾，然后匍匐在地，表情有些不自然，努力把手伸的更深。片刻，一把铁勺被捞了起来。可我知道，便池的深处，是生活的无奈与坚守。
一段时间后，老黄和何苦合作共挣了一千多元辛苦钱，何苦有言在先，第一个月挣得钱，全归老黄所有，可善良本分的老黄，却执意要和何苦对半平分。就像后面老黄在行李被埋在房屋废墟中时，他哭泣的说了一句话:我这个人别人占不了我的便宜，我也不会占别人的便宜。多么纯朴的为人之道啊！
过年回家时，老黄为了节省几元钱，故意转乘了几次车。镜头下，老黄的家是我最熟悉的那种泥土墙、屋顶盖瓦的瓦房。小时候，我就是住在这种房子里的孩子，最初的那几年，甚至没有电灯，煤油灯是夜晚唯一的照明工具。屋檐下，堆放着柴草，屋里简单的只有一张老旧木桌，几条长凳东倒西歪，墙角放着几个背篼，屋内常年光线昏暗，往里边走，是卧室，靠着墙壁的是一个用红砖砌成的砖柜子，专用来存放晒干的稻谷等粮食。到了我四五年级时，由于老屋不堪岁月的摧残，它渐渐成了危房。这时，父母才决定修建新房。新房修好了，就算宽敞，它能装下的除了贫穷，就是一种对生活的坚守。
老黄其实也是个苦命人，由于家庭有地主成分的因素，所以迟迟未婚。后来，和另外一个已有三个孩子的寡妇同居，生下了女儿黄梅。为了养活几个孩子，老黄远赴他乡挖矿挣钱养家，后来他收到了来自家里的消息，妻子把女儿黄梅交给了他，然后决绝地离去了。那时的他，生无可恋，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就是女儿黄梅。
纪录片中另一个苦命的人是老杭，由于聚少离多，小他八岁的妻子跟人跑了。为了复仇，他先后买了三把刀，但每把刀都锈迹斑斑，正如夺妻之仇，都一同掩于岁月。老杭的腿也是一大毛病，时常浮肿，在医院住了几个月院，却说不清患了什么病，几个月后，耐不住生活的清闲，又拖着行李回到了自力巷。
片中六十多岁的老甘说过的唯一一句话：找个老婆——引发了我的反思。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还想着成一个家，而我这个二十多的年轻小伙子，似乎看破了红尘。想到这里，我略带苦涩地笑了起来。也许，家真的是一颗流浪漂泊的心，最终的归属。
至于房东大石，他即是一个厚道的代理房东，也是一个仗义的棒棒。在老黄所有行李被埋在拆迁废墟里时，大石慷慨的给了老黄和何苦一百元钱。一百元虽然不多，但足以证明一个人的心。大石也许是所有棒棒里日子过得最好的那个，他有幸福的家庭，有一个不错的租房生意。
纪录片中的老甘，在一个大排档帮忙，每天几十元的工资，他时常抱怨工资太低，老板又让他洗碗，他看起来似乎有些不情愿。而来投奔老甘的是老金，老金没有正式工作，每天靠捡塑料瓶为生。有段时间，他发现了客人餐桌上那些剩余的荤菜，精挑细选一番后，带回和老甘一起享用。当我听着他说只捡客人没过的时，我似乎发现了他最后的尊严。直到自力巷53号拆迁前夕，老甘和老金两人为了一袋米而平分时，我差点笑了出来，但笑的同时，又颇感心酸。这让我想起了节俭的父母。
我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一技之长，没有过人的头脑，在他们的字典里，除了勒紧裤腰带省钱外，他们想不出更好的生钱之道。听人说，现在我和哥哥长大成人后，他们的生活条件才有所改善。在我和哥哥都还在念书时，他们比节俭的人还要节俭，他们甚至半个月不吃一次肉。那个时候的他们，眼睛里只有我和哥哥。
这是一部讲述了重庆解放碑附近、几个居住在自力巷53号的棒棒的记录片。导演何苦是转业的正团级军官，为了这部纪录片，他亲自拿起了棒棒，拜已有二十多年的棒棒从业经验的老黄为师。
当镜头带我走进了自力巷53号那座破旧的木质楼房时，我就莫名的喜欢上了这种感觉，昏暗的光线，狭窄的楼道，杂乱的房间，沾满油烟的蜘蛛网，这些都是我所熟悉的生活，那么的真实，总能打动麻木颓废的我。
何苦的到来，瞬间有些热闹了起来，房东大石站在门口迎接，之后是老甘，河南等人的出现，这些人除了都有棒棒这个身份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大多年过六旬。如果是在殷实的家庭，估计早已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去了。可生活和每个人的面貌一样，它总有属于自己的样子，你无法改变它，你只能毫无条件的去接受，去适应。
看到那简陋的居住条件，我的心倍感酸楚。其实我现在居住的出租屋条件也好不了多少，可能我和老黄等人一样，从起初对生活的无奈，到后来对生活的轻易满足。这一个过程中，外在条件没有变，唯一变了的是，一颗被生活磨去了棱角的心。
年轻时，我们都有一颗豪情壮志的心，无知又无畏，在步行至生活深处时，我们才颇感无奈，方知生活不易。回头相看时，年轻的我们，已经渐行渐远，所有的离去都是理所当然。所有的劳苦，都是命中注定。我是不信命的，但我又屈从于心，不愿物我两分。
最初的日子里，何苦跟着老黄，每天的收入微薄，从他们空洞的眼神里，我似乎看到了那种对生活的渴望。或许，那也是种对生活最后的坚守。
第一次接到活时，何苦挑着沉甸甸的一肩货，看得出来由于货物过重，压着肩膀刺痛，不得不本能的小跑起来。这种感觉我深有体会，在老家时，需到不远处的水井里去挑水吃，装满水的两只水桶，重量大概在百来斤，由于山路蜿蜒，自然需要爬坡上坎。每挑完一次水，肩膀都会火辣辣的刺痛。可这样的刺痛，外公的肩膀早已承受了无数个日子，风雨无阻。
当我看到那个绰号为河南的棒棒时，心里有一种厌恶感，一个好吃懒做、以玩牌赌博为新的出路的人，虽可怜，但也可恨。我甚至对他拥有棒棒这个身份表示怀疑。对棒棒这个职业身份，老黄曾提到，拿着棍子找吃的，那是乞丐，而我们，是流血流汗而挣钱的，这是最本质的区别。从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个人对尊严的最原始渴求。生活中，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承认，都希望得到尊重。殊不知，前提条件时，首先你得看得起自己。
后来，老黄接到一个不用出力的活，就是徒手伸进便池，去捞起一把汤勺。老黄首先用手掏出了一张用过的纸巾，然后匍匐在地，表情有些不自然，努力把手伸的更深。片刻，一把铁勺被捞了起来。可我知道，便池的深处，是生活的无奈与坚守。
一段时间后，老黄和何苦合作共挣了一千多元辛苦钱，何苦有言在先，第一个月挣得钱，全归老黄所有，可善良本分的老黄，却执意要和何苦对半平分。就像后面老黄在行李被埋在房屋废墟中时，他哭泣的说了一句话:我这个人别人占不了我的便宜，我也不会占别人的便宜。多么纯朴的为人之道啊！
过年回家时，老黄为了节省几元钱，故意转乘了几次车。镜头下，老黄的家是我最熟悉的那种泥土墙、屋顶盖瓦的瓦房。小时候，我就是住在这种房子里的孩子，最初的那几年，甚至没有电灯，煤油灯是夜晚唯一的照明工具。屋檐下，堆放着柴草，屋里简单的只有一张老旧木桌，几条长凳东倒西歪，墙角放着几个背篼，屋内常年光线昏暗，往里边走，是卧室，靠着墙壁的是一个用红砖砌成的砖柜子，专用来存放晒干的稻谷等粮食。到了我四五年级时，由于老屋不堪岁月的摧残，它渐渐成了危房。这时，父母才决定修建新房。新房修好了，就算宽敞，它能装下的除了贫穷，就是一种对生活的坚守。
老黄其实也是个苦命人，由于家庭有地主成分的因素，所以迟迟未婚。后来，和另外一个已有三个孩子的寡妇同居，生下了女儿黄梅。为了养活几个孩子，老黄远赴他乡挖矿挣钱养家，后来他收到了来自家里的消息，妻子把女儿黄梅交给了他，然后决绝地离去了。那时的他，生无可恋，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就是女儿黄梅。
纪录片中另一个苦命的人是老杭，由于聚少离多，小他八岁的妻子跟人跑了。为了复仇，他先后买了三把刀，但每把刀都锈迹斑斑，正如夺妻之仇，都一同掩于岁月。老杭的腿也是一大毛病，时常浮肿，在医院住了几个月院，却说不清患了什么病，几个月后，耐不住生活的清闲，又拖着行李回到了自力巷。
片中六十多岁的老甘说过的唯一一句话：找个老婆——引发了我的反思。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还想着成一个家，而我这个二十多的年轻小伙子，似乎看破了红尘。想到这里，我略带苦涩地笑了起来。也许，家真的是一颗流浪漂泊的心，最终的归属。
至于房东大石，他即是一个厚道的代理房东，也是一个仗义的棒棒。在老黄所有行李被埋在拆迁废墟里时，大石慷慨的给了老黄和何苦一百元钱。一百元虽然不多，但足以证明一个人的心。大石也许是所有棒棒里日子过得最好的那个，他有幸福的家庭，有一个不错的租房生意。
纪录片中的老甘，在一个大排档帮忙，每天几十元的工资，他时常抱怨工资太低，老板又让他洗碗，他看起来似乎有些不情愿。而来投奔老甘的是老金，老金没有正式工作，每天靠捡塑料瓶为生。有段时间，他发现了客人餐桌上那些剩余的荤菜，精挑细选一番后，带回和老甘一起享用。当我听着他说只捡客人没过的时，我似乎发现了他最后的尊严。直到自力巷53号拆迁前夕，老甘和老金两人为了一袋米而平分时，我差点笑了出来，但笑的同时，又颇感心酸。这让我想起了节俭的父母。
我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一技之长，没有过人的头脑，在他们的字典里，除了勒紧裤腰带省钱外，他们想不出更好的生钱之道。听人说，现在我和哥哥长大成人后，他们的生活条件才有所改善。在我和哥哥都还在念书时，他们比节俭的人还要节俭，他们甚至半个月不吃一次肉。那个时候的他们，眼睛里只有我和哥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