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地爱，浅浅的写(2)

此后，老诗人便逢人说项。你的诗名如玉笛暗飞，一时间散满“京城”。遗憾的是，三年北漂，你并未找到理想的出路，只得黯然离开。直到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你才以科考取进士，此后踏上仕途。功名促诗名，诗名飞传，甚至到了鸡林国。

十九年春，你被授于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年），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池上》。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元和四年，你同那个因为颜值高被高官相中做了人家的东床快婿，也是你的金兰之交的元稹，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

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此时你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你能不畏权贵近臣，直言上书论事。你的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你的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按当时的规矩，你要回乡守孝三年。服孝期满，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你做了左赞善大夫。

元和十年六月，你44岁，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面对惊天大祸，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集体噤声，无所作为。你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你的忠心耿耿，反而说你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僭越行为。权臣动一下口齿，你就被发配了。黑暗的时代里狰狞的魔鬼惯于制造悲剧，你就像一片秋叶被风打落盘旋。

起初你被贬谪为江州刺史。王涯又揪出你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你竟然还写赏花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说你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你被贬为江州司马。其实大家都知道你获罪的是因为那些讽喻诗呀！

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念，现在仍被后人奉为圭臬。你认为诗歌存在的最大的意义是补察时政。

你提出“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你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你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你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比如《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画面啊。

你一直坚持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清明。可这些讽喻，不仅刺痛了皇帝，更刺痛了既得利益者。

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感谢这些讽喻诗，否则，我们怎么会有可能相遇？我怎么有机会等来你这被称作“唐代三才”的“人才”的眷顾。大唐子民仰慕白君者虽多，但有几人能如我这般亲近与你。我感谢命运，今生能与你有这样一面之缘，实为妾身之大荣幸。内心虽澎湃如潮，但我不能失大唐乐人之风范，不能在白司马面前有失庄重，这是对你的不敬！

你的千呼万唤如春风敲开了冰冻的河岸，如细雨洗涤了污浊的天地。怀抱琵琶，整顿衣衫，我飘然落座，神清气爽。低眉信手，转轴拨弦，霓裳六幺，嘈嘈切切，幽愁暗恨，四弦一声。琵琶慰情，有你有我，诉说着相逢不必为旧识，天涯沦落为知己的情谊。

你是坦荡刚直、勇于任事的，但无论什么时代，这样的人总是显得很不“懂事”。你管闲事甚至管到了皇帝的后宫。时值大旱，你居然斗胆请求皇帝遣散一部分宫女，一则缩减开销，二则减少社会上的旷男怨女。

　　壮年气盛、直言无忌的你并没有实现你的理想，反倒给自己惹出了不少强大的敌人。事实上，你那过于急切直率的作风，让亲自提拔你的皇帝都受不了了。皇帝老子话还没说完，你就直愣愣地顶嘴：“陛下您错了。”

虽然皇帝没有马上拿你怎么样，但地雷已经埋下。就在你发声于宰相被刺杀时，政敌们马上就坡下驴，让你到江州做几年无权的司马。你的第一个政治高峰结束了。

年轻时所有的功名就如秋风中的美丽终成过往，如缤纷的秋花，一场风雨，便是落英狼藉。

我的琵琶声并未远去，但你的春天最终还是来了。

穷，则独善其身

再次回到京城，你的行事的风格依然不改，为了坚持立场，甚至不惜和多年好友元稹翻脸。

宪宗即位，对政治进行了部分改革，任用了李绛等正直的大臣。但他仍旧宠信宦官。讨伐藩镇，他想用一个宦官头子做统帅。你义愤填膺，多次大声叫嚷着让宪宗必须停止胡闹。宪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对宰相李绛说：“白居易这小子，是我把他提拔上来的，怎么对我这样不敬，我实在忍无可忍啊！”

李绛说：“白居易敢在陛下面前直谏，不怕杀头，正说明他对国家的忠心。如果办他的罪，只怕以后没人敢说真话了。”

宪宗勉强同意了李绛的意见，暂时没搭理你。时隔不久，还是找个茬儿把你撸了，由左拾遗改派别任。

  你不是那种争名求利、向上级阿谀奉承的人，所以你两面都要管，两面都很硬。你一面不断地创作新的诗歌，揭露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你一面不厌其烦的劝说皇帝应该怎样怎样！

可你到底想怎样呢？个人的意愿在庞大的命运车轮前显得实在太渺小，只有少数人一生都是斗士，你不是那种政治需求特别强烈、个人意志特别坚定的人，早年的理想已经在现实中渐渐消磨。贬官江州给了你沉重的打击，政治集团之间激烈的倾轧斗争让你渐渐“懂事”了，你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你从忧虑到失望，再到逃离，你慢慢承认自己失败了。 早年的佛道思想在你的身体里滋长。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之诗渐多，你准备“吏隐”了。

元和十三年，经由好友崔群的推介，你升任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为躲避政治旋涡，于长庆二年（822年）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杭州人为了纪念你还把靠西湖边的一面，命名为白堤。文宗大和元年（827年），拜秘书监，第二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这不能不说是你最好的归宿！

后人曾以你晚年的折腰为患，诟病于你。小女子却认为“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你的选择没有任何过错！不必人人学陶潜。你做官，定能造福一方，一方百姓就有幸不遭受苛官的欺榨。这世间多一些清官好官，我们的小百姓就多一份存活的希望。而你们做官不是为了百姓更好生活的吗？百姓拥戴你这样的官，你们不能因为一纸虚名而放弃一方百姓期望啊！

再者，中国的文人，谁的身上没流淌着儒道释三家的血液？儒家是粮店，是及时补充的体能的必须；而道佛就是药店呀，生病了必须有地方去疗治内心的创伤。你晚年选择佛，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儒家的入世之学呀。你仍在尽心尽力做自己能做的事，你在不断的调整自己。

你收敛了刺猬的刺，因为那样既伤人又伤己。你懂得了自己即使有医治时疾的良药，不一定要苦口。你开始慢慢转变，转变对工作的态度，转变对生活的要求，转变成一个更丰富的你！比如：